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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铜时代起，塔里木盆地开始存在一定规模的人类活动。到青铜时代晚期，盆地南北两侧经由克里雅河连接实现南北贯通。公元前1千纪初起，盆地环境恶化，克里雅河下游人类活动南移，盆地内部整体交通格局一度呈现“工”字形。张骞“凿空”后，东西向的交流超越南北向，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确立。塔里木盆地从史前时期开始就存在的持续内部交流，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提供文化基础，而通过丝绸之路，盆地成为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文化的重要节点，促进文化进一步繁荣。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塔里木盆地 丝绸之路 交通史

塔里木盆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也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关键地理区块。《汉书·西域传》开篇所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意即丝绸之路主干道经由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通过。笔者拟结合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探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塔里木盆地的交通格局，深入发掘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

一、问题缘起

塔里木盆地内部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宽达400公里，气候极端干旱，是难以通行的“死亡之海”，影响丝绸之路交通格局。此处人类虽主要沿盆地南北两侧的东西方向往来，但南北方向的交流并非绝迹。盆地北侧为天山山脉，南侧为昆仑山山脉，两大山脉高山积雪融水形成的河流，分别自两侧沿经线方向流入盆地内部，河道沿途成为人类可以取径的通路。只是沙漠广袤，大多数河流的径流量不足以支撑其贯通盆地，历史上仅和田河、克里雅河有可能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其中，和田河作为塔里木河的源流河之一，其沟通南北的作用已经为学界所认识。而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支脉乌斯腾塔格山北坡，位置更接近盆地中部，径流不够稳定，下游现已消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其与盆地南北两缘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近年来，考古新材料的出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这一问题的推进成为可能。

《汉书·西域传》中有扜弥与龟兹关系的记载：

扜弥国……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

扜弥东北可抵龟兹，但两地究竟如何“相接”，仅从文献中难以明了。清代学者徐松认为，“贰师后行攻轮台还，过龟兹，在北道，而过扜弥者，扜弥东北接龟兹”，表述较模糊，应对此存有疑惑。殷晴认为，李广利即沿克里雅河而行，推断克里雅河在古代可能深入大漠腹地，与和田河东北支流在沙雅以南汇合，从而汇入塔里木河水系。

为解决克里雅河是否曾流入塔里木河的问题，周兴佳通过实地考察采集克里雅河末端胡杨木样品所得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克里雅河东支老河道在400年前曾流至塔里木盆地北部，而西支老河道约1000年前曾流入塔里木河老河道。地理学研究认为，克里雅河形成于昆仑山与塔里木盆地的地质构造活动，在第三纪时是塔里木河南侧的重要支流，流量稳定；第四纪中更新世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趋向干旱，克里雅河得到昆仑山较为充足的冰雪融水补给，仍能贯穿盆地汇入塔里木河；晚更新世以来，克里雅河在塔里木盆地气候总体呈旱化趋势下，受中游绿洲地区人类活动膨胀和下游河道变迁的影响，最终与塔里木河断流。

克里雅河与塔里木河断流的时间可从清人著述推测。19世纪初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宁所撰《回疆通志》载，“克里雅河源出南西大雪山三百九十里北流归入大河”；徐松于嘉庆年间所著《西域水道记》称，克里雅河“北流三百余里，汇大河”；成书于1910年的《新疆图志》称，“克里雅河至库木洛河北已没于沙并不及库车南境”。克里雅河的断流或许正发生于这一百年间。不过，即便已经断流，于田和沙雅之间仍可沿其故道通行，谢彬在1916—1918年考察新疆后，详细记录了这段路程各处的停留点和里程，并称“沿克里雅河，站口皆有羊厂，水草柴薪，俱极充足……于、库（于田、库车——引者注）商贩，近多出于是途”。

丝绸之路并非东西直通的通衢大道，而是由许多短途线路连接的“路网”，其中存在无数连接点和中转站，每两个连接点的联系和沟通，都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有所贡献。沿克里雅河的南北交通，助推塔里木盆地内部交流持续深入，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西域都护府设于轮台，其与南道诸政权的沟通，很大程度上依赖克里雅河沿线交通实现。从文献看，汉代以来，克里雅河沿线虽不易通行，但非常时期亦可取道。那么，汉代以前，克里雅河的沿线情形是否也是如此呢？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史籍对于塔里木盆地西汉之前的历史记载阙如，研究主要依赖考古材料展开。然而目前克里雅河沿线发现的遗存多仅是陶片或遗物采集点，各时代遗存在年代上并不连续，绿洲发育和人类活动是否一直持续尚不清晰，这种缺陷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学研究中难以避免。本文试图根据现有材料提出解释，以推动对该地区汉代以前文化发展的认识。现有材料表明，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沿克里雅河流域存在南北交流，其深度、广度不逊于东西交流，对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亦有助力；在“凿空”之后，东西方向逐渐成为盆地内部交流的主要方向，而南北方向的交流相较之下大为逊色，只是居于边缘、补充地位，但一直没有断绝。

二、青铜时代前期盆地北缘的东西交流

依据考古材料，至迟从青铜时代开始，克里雅河下游已存在较成规模的人群集中活动（下图）。

北方墓地是迄今所知克里雅河下游年代最早的遗址，属青铜时代。该墓地发现于2008年，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以北约80公里处，是宽34米、长50米的南北向椭圆形低矮土丘，总面积近1500平方米。墓地结构为分层埋葬，可至少分为上下两层，其中完整的墓葬估计有20座，棺板尚处于原位；约50座墓葬已严重损毁，棺板散落地表四处。墓地南端有一排木栅墙，用于阻挡风沙。遗憾的是，在被发现后的短短几年间，北方墓地遭到彻底盗掘，考古人员仅征集到其中一些文物。根据披露的材料，墓葬从形制到葬俗、随葬品，表现的文化面貌与罗布泊地区的小河文化高度相似：竖穴沙室，地表有象征男根和女阴的立木，分别对应女性和男性墓主，使用牛皮包裹木棺，墓主人头戴毡帽、脚穿皮靴、身裹粗毛布，随葬草编小篓。考古工作者还在地表采集到木人、木尸、毡帽、毡靴、斗篷、粮食等遗物，碳十四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与小河文化吻合。

北方墓地发现后，很快引起研究者瞩目。关于北方墓地与小河五号墓地的早晚关系，学界存在两种看法：其一，伊弟利斯基于现场发掘经验认为，北方墓地的木棺多为长方形，与小河五号墓地第4、5层即早期墓葬的木棺形制接近，不见晚期的弧形棺板，因此前者的绝对年代可能早于后者；其二，美国学者梅维恒认为，北方墓地人群从罗布泊地区迁徙而来。客观来说，第二种主张是基于宏观的文化传播方向所作的推测，没有明确材料依据，不一定符合事实。从已刊布材料看，小河墓地有些测年数据早至公元前1950年，早于北方墓地最早的测年数据。总体看，北方墓地材料较为零散，小河墓地规模相对较大，沿用时间较长。根据小河墓地材料整理者看法，北方墓地的年代与小河墓地第一期大体同时。不过，目前仍无法判断二者的文化渊源关系全职美工，或可暂时认为两处人群大体同时并存，均属于小河文化范畴。

小河文化与新疆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差别较大，且新疆地区小河文化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极不明朗。就目前材料看，小河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较前一阶段高，学界一般认为小河文化的来源方向是新疆以北地区。有学者认为，小河文化人群的先祖在欧亚草原自西向东活动，到达阿尔泰山后南下进入塔里木盆地，而不是沿天山通道自西向东到达罗布泊地区。从迁徙方向看，克里雅河下游的北方墓地并非小河墓地人群迁徙的中转站，两地人群应有共同来源，进入塔里木盆地后扩散到相距600公里的两个地区。两地相距遥远，在文化面貌上却维持高度一致，显然存在密切互动。学者从区域性特征角度观察认为，或可将现知的小河文化材料分为克里雅河下游、罗布泊西南的小河周边地区、孔雀河主河道及下游三角洲三个区域。前两地的墓葬特征及社会组织、精神信仰形态更为接近，特别是采用地表男根女阴立木、涂面绘面、使用木尸、随葬牛头等葬俗，表明他们可能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甚至有亲缘关系。北方墓地与小河墓地是两个级别较高的祭祀中心，而孔雀河地区人群规模较小，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亦不如前两者，似属于较边缘人群。无疑，塔里木河的存在是两地人群相互联系交往的基础，他们或许已具备较为发达的水上交通能力，借助塔里木河频繁往来。因此，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文化交流方向是东西向，存在于北方墓地所在的克里雅河下游与孔雀河下游地区之间，沿塔里木河交往。

从环境角度看，北方墓地所用木材数量多，而且出土较多羊骨，可见当时该区域水草丰美，也就是说，克里雅河可以抵达下游的水流量较为充足，由此推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河道沿岸条件亦应较之后更优越。当然，从人群移动方向看，北方墓地人群的来源无疑是北方（取道天山山脉的山间河谷）或东方（沿塔里木河西行），抵达当时克里雅河与塔里木河的交汇处后再南下，而不太可能来自南方（自克里雅河中游向下游北上）。所以，当时尚不存在沿克里雅河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交通。

三、青铜时代后期盆地的南北贯通

在田野调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圆沙古城以北40公里以外的克里雅河下游采集大量青铜时期陶片。通过横向比较可知，陶片年代晚于小河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即青铜时代后期。

青铜时代后期的考古学文化出土物以陶片为主，还发现少量青铜器，与前期完全不见陶器的状况不同。在遗存分布方面，相较于前期考古遗存仅见于北方墓地，青铜时代后期遗存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且呈现从北方墓地周边沿克里雅河向南扩大的趋势。林铃梅等将历次采集的青铜时代陶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装饰刻划纹、附加堆纹和乳钉纹的夹砂灰褐陶为代表，集中分布在圆沙古城北边40公里以北的克里雅河下游地区，在北方墓地周边及青铜遗址有较集中的发现；另一类以装饰凸弦纹的夹砂红陶为代表，集中分布在圆沙古城以北50公里的范围内。林铃梅等认为，两类陶片的年代有先后，前者大约在公元前15—前12世纪，后者约为公元前11—前9世纪。同时，林铃梅等还总结和梳理克里雅河下游地区历年发现的铜器，认为其年代集中于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

本文认同林铃梅等对陶片年代的划分，据此将该地区青铜时代后期文化划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发现的陶片集中于北方墓地周边，晚段遗址点相对平均地散见于河道沿途。在此基础上，可以观察青铜时代后期由克里雅河连接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需要说明的是，该地区现有材料均为调查所获，其中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覆盖范围最广、参与人员最多，并刊布较为详细的基础资料，但提供的信息仍相当有限。根据已有材料，从圆沙遗址向北，调查人员在克里雅河下游区域共编号和记录70余处遗址，大部分仅是陶片或遗物采集点。而依靠调查采集的陶片等遗物，尚不足以充分提炼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一）青铜时代后期早段

青铜时代后期早段，克里雅河下游与塔里木盆地北缘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及青铜时代前期。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活动在克里雅河下游的人群，可能不是北方墓地人群的后继者，但保持了与盆地东部的文化联系。不过，其文化独立性高于青铜时代前期，与周边地区是交流而非迁徙关系。该时期盆地发现的陶器整体以压印、刻划、戳刺等方式装饰，纹样简单，有学者将其称为刻划压印纹陶器或素纹陶。从素纹陶的器形和纹饰看，青铜时代后期早段克里雅河下游与塔里木盆地北缘存在较多联系。

青铜时代克里雅河下游向北延伸到盆地北缘、汇入塔里木河的地点，根据河道延长线方向，可以推测大致在今库车、沙雅一带。该区域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文化面貌尚不清晰，仅有库车县老城东郊3公里的哈拉墩遗址提供一些线索。该遗址的早期遗存属于史前时期，出土手制夹砂红陶根据装饰可分为彩陶和素纹陶两类。其中彩陶为黄白色陶衣绘几何纹红彩或紫红彩，研究者多认为与克孜尔水库墓地、轮台群巴克墓地、拜城多岗墓地的陶器相似，年代在公元前1千纪以降。而对于装饰附加泥条、刺刻纹等纹饰的素纹陶，本文赞同其年代早于彩陶，应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的观点。

哈拉墩出土的素纹陶中，有两类纹饰或装饰与克里雅河下游陶器相似。第一类是凸弦纹和凸折线纹的装饰组合，均见于红陶表面，靠近器物口沿处一般装饰3—5圈凸弦纹，其下为凸折线纹。这种陶片在克里雅河下游大量发现，基本为敞口或直口器（表1∶1、5）。克里雅河下游和库车哈拉墩遗址距离相对较近，且有克里雅河作为天然交通渠道，两地均流行凸弦纹和凸折线纹组合装饰陶器，表明两地间存在交流。第二类是在器表附加泥条并在泥条上用指甲掐出纹饰，因其近似绳子捆于陶器表面，黄文弼称为“纠绳纹”。这种纹饰多出现于陶器特别是圜底或带耳的器物颈部。林铃梅等认为，带系耳陶器是沙漠地区居民适应环境的特色做法。在陶器颈部贴饰（多圈）附加堆纹，可能也是为了便于绕捆绳索，再将器物挂起来使用。同理，有些陶器流行颈部装饰凸起的多圈弦纹，也应起到类似作用。“纠绳纹”在克里雅河下游、库车哈拉墩早期遗存均有发现（表1∶3、6）。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青铜时代后期早段克里雅河下游与其北侧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存在交流。除了科学发掘的哈拉墩遗址，其他采集材料也能表明克里雅河下游主要与其以北地区交流。

第一，遗址分布情况表明人群沿克里雅河自北向南移动。圆沙遗址向北40—90公里范围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记录的青铜时代遗址约50处，遗址密度约为每公里1处。不过，这些所谓的“遗址”，大多是陶片或遗物采集点，仅寥寥数处地点发现建筑遗存，有的从遗址状态、环境推测可能是居址。根据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密度，该时期克里雅河下游地区人群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人群活动规模也应有增加。但目前未发现规模较大的中心遗址，尚无法了解其发展水平。相对而言，距离北方墓地较近的地点，陶片发现更多，似乎表明人群移动方向是自北向南。

第二，对采集陶片的分析表明，克里雅河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主要受北方地区影响。克里雅河下游多个遗址点采集到大量多层折线纹陶片（表1∶4），多为饰有压印或刻划成梳齿状或杉叶状、多层排列的折线纹束颈罐口沿，一般认为是当时盆地受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学者认为，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集中分布于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周缘和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下坂地墓地多见素面陶，伊犁河谷和准噶尔盆地周缘则可见素纹陶，克里雅河下游发现的多层折线纹陶片，更接近后两个区域，而有别于下坂地墓地。因此，尽管无法判断克里雅河下游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是来自伊犁河谷还是准噶尔盆地南缘，抑或二者均有，但可以明确其影响主要来自北方，而非帕米尔高原。此外，这类陶片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和硕新塔拉遗址、和静小山口墓地均有发现，甚至罗布泊地区亦受影响，李文瑛注意到黄文弼曾在罗布泊地区采集到该类陶片（表1∶10）。也就是说，天山以北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通过天山山间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北缘，影响克里雅河下游和焉耆盆地、罗布泊地区。

第三，根据采集的玉石、零星青铜器，可推测克里雅河下游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北缘甚至亚欧草原存在交流。克里雅河出自昆仑山，是重要玉石出产地，青铜时代人群对该地区玉石资源已有认识和利用，各遗址点普遍采集到玉斧、玉料等玉石器。类似形制的玉斧，在罗布泊地区也大量出现。黄文弼猜测罗布泊地区的绿玉来自和田，克里雅河流域或许是其来源之一。克里雅河流域发现的青铜器包括工具、武器、装饰品三类，根据器形判断，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晚于北方墓地。林铃梅等认为，这批铜器既有本地传统，也有外来影响，克里雅河下游应与北到欧亚草原、东到新疆东部和甘青地区文化保持广泛的接触。目前青铜器物仅为零星发现，尚不好判断该地区人群是否有能力制作，但铜矛、短剑等特征较为明显的器物，应可以明确是由欧亚草原输入。远距离贸易通常由复杂社会中的上层驱动，他们掌握着本地资源，具有追求异域珍奇物品的动力。克里雅河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程度相对较高，玉石资源或是远距离交换得以维持的基础。

第四，农业相关遗存表明克里雅河下游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北缘存在交流。各青铜时代遗址点中普遍采集到马鞍形或长条形石磨盘，磨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早期可能有多种功能，后专门化为谷物、根茎类植物等的磨粉工具，其用途的专门化可能与麦作农业发展相关。研究者一般认为青铜时代中期新疆已出现农业生产，虽不发达但非常普及。迄今所知新疆最早的这类器物见于罗布泊地区，年代为距今1.3万年，石制品表面淀粉粒和微痕分析表明其与小麦族和根茎类植物加工有关。目前未发现能够指征克里雅河下游经济形态的直接证据，但从北方墓地人群已可种植小麦、加工面食推测，该地区此时应能够进行一定的农业生产。与小河文化不同的是，克里雅河下游水资源条件稍差，因此可能拥有更高的水资源管理能力。从农业扩散角度说，公元前2千纪绿洲通道中部农业活动显著增强。新疆早期史前农业遗存主要发现在北部地区，如通天洞、吉仁台、阿敦乔鲁等遗址。在塔里木盆地，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的农业遗存集中发现在盆地北缘区域，和硕新塔拉遗址发现炭化的粟、麦、黍，疏附阿克塔拉遗址及周边被认为已经种植大麦、小麦和豆类作物。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轮台、库车、阿克苏、疏附等地多个遗址中，历次考古工作采集到大量石镰、磨盘等与农业加工相关的工具。因此，如果这一时期克里雅河下游地区存在农业经济，其来源应该指向北部方向，即塔里木盆地北缘。

确定了克里雅河下游地区与其以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后，还需要讨论北方文化影响可沿克里雅河向南扩展的距离。根据目前材料，该时期来自北方的影响最远可抵达尼雅北方遗址一带。尼雅北方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此处采集到许多特征与克里雅河下游地区遗址相似的陶器及陶片，印证了二者关系。例如前文提到的凸弦纹和凸折线纹装饰，也见于尼雅北方遗址采集的筒形杯外壁（表1∶7），与克里雅河下游同类纹饰如出一辙；又如尼雅北方遗址发现有颈部饰珍珠状乳钉纹的大口夹砂陶罐，克里雅河下游也采集到类似器物（表1∶2、8）。尼雅北方的筒形杯，器形又与新塔拉遗址的同类器物接近，两地还出土相似的石镰，都发现三角状戳刺纹的陶器口沿，这类纹饰是准噶尔盆地与伊犁河流域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特征之一。由此可知，尼雅北方遗址通过克里雅河下游与塔里木盆地北缘，乃至天山以北地区存在密切联系。

此外，尼雅北方遗址发现2件双大耳罐，双大耳罐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齐家文化年代偏早，邵会秋认为尼雅北方遗址所出双大耳罐的双耳小于齐家文化典型器物，而接近卡约文化；同时尼雅北方遗址发现的溜肩陶罐在卡约文化中也较常见。郭物认同卡约文化中可见到与尼雅北方所出类似的双大耳罐。综合考量，尼雅北方遗址年代应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甘青地区文化因素传至此处的途径有两种可能：一是通过四坝文化影响新疆东部全职美工，形成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后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向西，再沿克里雅河南下；二是沿河西走廊或青海从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玉料来源不排除昆仑山地区，电商美工外包网目前塔里木盆地南缘东部青铜时代材料缺乏，玉料更可能是沿第一种路径传播。

综上，该时期塔里木盆地文化交流的整体格局，表现为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河、盆地北缘的东西横向，与沿克里雅河下游哈拉墩遗址到尼雅北方遗址的南北纵向，交通格局大致呈“T”字形。

（二）青铜时代后期晚段

本文所称青铜时代后期晚段，不易确定绝对年代，仅根据目前材料粗略定在公元前11—前9世纪。这一时期克里雅河下游与南方的克里雅河上游之间建立了联系，克里雅河作为沟通线贯通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昆仑山北麓发现青铜时代遗存，即于田县阿羌乡附近的昆仑山深处、克里雅河上游与流水河交汇处的流水墓地。该墓地发掘墓葬52座，相关遗存被命名为流水文化。其文化面貌独特，陶器以圜底器和折肩器组合、装饰齿压与刻划的三角纹和菱形纹为特征，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千纪初。韩建业认为，公元前2千纪以降亚洲中部多数地区流行平底陶罐，圜底陶罐仅在少数文化中得以延续，其中天山及其以南地区是圜底陶罐的分布区，该区域的内部联系大体沿天山山脉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帕米尔西部的瓦赫什文化以及位于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流水墓地等所出圜底陶罐均被其归入天山及其以南地区。流水墓地圜底陶罐的来源可能受两种文化影响：一是西部的楚斯特文化和瓦赫什文化，均以圜底器和折肩器为特色；二是同时受塔里木盆地北缘文化影响，经由克里雅河下游自北向南影响上游地区。克里雅河下游曾采集到与流水墓地形制几乎一致的直口圜底红陶罐，且均装饰弦纹与折线纹，惟前者装饰压印而成的凸弦纹和凸折线纹，后者装饰刻划弦纹、凹折线纹及戳刺纹。二者的不同，或是年代差异所致。

这一阶段克里雅河下游与尼雅北方遗址的密切联系和文化同步得以维持。两地采集的陶器均以红褐、灰褐色为主，在器形上均保留大敞口、圜底特征。流水墓地出土的平底筒形杯与尼雅北方遗址同类器物相比，器壁较直，年代晚于后者，可能受后者文化影响。

根据实地考察可知，尼雅河与克里雅河下游支流接近，历史上可能交汇。2008年，考古人员从克里雅北方墓地出发，向尼雅北方遗址行进途中，发现一处近百条干河床密集交错的地点，分布着大片枯死的胡杨树林，采集到陶片、石器、石磨盘等遗物。从考古人员行进的速度估计，该地点宽约30公里。由此推测，此处人类活动范围不小，其人群可能发挥重要中转作用，支撑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南北交流。而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之间的直接联系，为下一阶段丝绸之路南北两道文化交流奠定坚实基础。然而，此地枯死胡杨树直径最粗者可达1.5米，应是处于生长期中迅速枯死，说明此处河流是在短时间内干涸。这表明在某个时期，该地区可能遭遇某种环境事件，气候在短时间内恶化，植被迅速枯萎，人类活动骤然停止。从考古材料看，变化或许发生在公元前1千纪前后，克里雅河流域的人类活动范围表现出明显的南撤趋势。

四、早期铁器时代盆地南北交通与圆沙古城兴起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在克里雅河流域发现多处城址、居址和灌渠遗迹。从采集遗物看，早期铁器时代陶片从圆沙古城周边向北分布，最北端不超过圆沙古城以北60公里。在圆沙古城以北40—60公里，青铜时代陶片与早期铁器时代陶片的分布范围有一定重合，表明两个时期的人类活动应是连续的。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前800—前500），塔里木盆地的陶器从“素纹陶”向“素面陶”转变，压印刻划纹不再流行，陶器大多光素无纹，灰褐、灰黑陶逐渐占据主流，器形以圜底罐、钵为代表，有的带耳。早期铁器时代陶片分布范围广，约呈东北—西南走向沿克里雅河故道绵延约60公里。环境学者认为，该地区的人类活动至少可上溯至春秋时期，距今约2600年。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战国时期克里雅河流域已形成城址形态的中心聚落，即圆沙古城。

圆沙古城平面为不规则圆形，周长995米，南北最长处330米、东西最宽处270米。城墙以胡杨棍夹柽柳枝为骨架，外侧用泥土块垒砌再加以芦苇、树枝、畜粪等堆积成护坡，十分坚固，最高处可达11米，表现出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内尚保留多处建筑遗迹，包括住宅、仓储窖穴等，地表散布大量陶器、石器、金属器及动物骨骼。城址周围发现灌溉渠道，由并行的若干主渠道与分流的密集支渠相连，纵横成网，排列有序。结合城中窖穴出土麦、粟等谷物，大量马鞍形石磨盘以及家畜遗骨判断，当地的灌溉农业经济已经较为发达，并且能够使用牛作为耕作畜力。城外分布着几处墓地，发掘者认为应为城内居民墓葬。根据城内出土遗物及城外墓葬特征，发掘者判断圆沙古城始建于西汉以前，延续使用到东汉时期或其后废弃，但难以确定精确的上限年代。从地表采集遗物看，城址外的西北部地区主要出土夹砂红陶片，纹饰以印刻纹为主，可见半月形石镰等具有早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灰褐陶少见；而在城址东北部，夹砂红陶数量减少，灰褐陶比重增加，与城内及周边墓葬出土陶器特征一致，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克里雅河存在从西向东摆动的过程，人群也随之迁移。

此外，圆沙古城以北13.7公里一条古河道的南岸台地上发现一处城址，被命名为“圆沙北古城”。该城址形制不明，墙体修筑方式及城内遗存状况均与圆沙古城相似，发现炊具类陶器、铜器及铜渣、石磨盘、动物骨骼等，还发现一处粮窖。该城规模较圆沙古城略小，未见房屋及建筑构件，应是与圆沙古城同时并存的人类活动聚落，为圆沙古城的附属城址。

学界认为，克里雅河流域所在绿洲相当于《汉书·西域传》中的“扜弥国”所在。圆沙古城的地理位置符合扜弥与周边政权的空间关系情况，应即其“王治”扜弥城。圆沙古城周边同时期遗存面积较大，至少可辐射10余公里，还拥有附属城址，与文献所记西汉时期扜弥户数达到3340户、人口24000人的规模相符，其规模甚至超过同时期南道的于阗、鄯善。结合《汉书·西域传》所载李广利谴责龟兹以扜弥太子为质的事件推测，当时克里雅河沿途交通虽难行大军，但仍可通行，李广利正是利用这一南北路线才能顺利处理此事。扜弥虽向龟兹送质，却仍在西域“南道诸国”中势力较强，与其地处克里雅河和昆仑山北麓纵横交会的枢纽位置，应有关联。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天山南麓的库车绿洲，该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就与克里雅河下游保持密切联系。到早期铁器时代，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变化，学界对此已有认识。有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库车绿洲与圆沙古城及墓葬的考古学文化均从属于群巴克文化。该文化分布范围以轮台至拜城天山南麓的山前地带为中心，东到库尔勒，西至温宿，南到塔里木盆地腹地。本文认为，现有材料尚无法得出以上结论，但从出土陶器看，两地均流行单耳罐、带流罐、浅腹钵等，此时库车地区与圆沙间应通过克里雅河下游存在密切交流。

冶金考古研究提示扜弥在该时期兴起的其中一个原因。圆沙古城出土器物群以红铜锻造和生铁铸造技术为主。学者认为，公元前1千纪该地区红铜的使用更加普及，独特的技术格局表明该时期可能发现了用于生产红铜的新矿源。扜弥很可能依托并利用新发现矿产资源兴盛一时。陈藩等认为，相较锡青铜，红铜不易生锈，质地较软，易于加工，圆沙居民很可能是主动选择该材质，探索出适合沙漠绿洲条件的冶金技术路线。圆沙古城城内外散落大量铁渣，表明扜弥居民大量使用铁器，并可能已经逐渐用铁器代替铜器，只在制作小饰件或小工具时才选择铜材质。圆沙古城发现的铁器中有2件为白口铁，其未必是在圆沙古城铸造，但中原铸铁产品的出现，表明当地与铁器相关的经济活动相当活跃。扜弥的矿产资源来源目前尚不清楚，但它在金属冶炼方面的异军突起，很可能与经克里雅河连接的龟兹密切相关。古代龟兹铜矿资源丰富，以冶铸发达驰名西域。克里雅铜器中检测到铋和碲元素，目前新疆地区仅有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铜器中同时包含这两种元素，可能来自龟兹地区某处铜矿产，表明扜弥与龟兹两地的冶铸业存在联系。

圆沙古城周围发现的灌渠是目前所知新疆最早的灌溉农业遗存。从圆沙古城灌渠的规模和密度看，灌溉技术已有相当发展，可能在西汉之前已在扜弥地区普及。因此，其灌溉技术可能并非自中原传入，而是来自与塔里木盆地环境相似的中亚沙漠绿洲地带。植物考古学者基于疏附乌帕尔地区的证据认为，公元前1200年前后塔里木盆地农业种植策略发生变化，豆类作物被引入，裸大麦逐渐被放弃，大麦更为普及，磨盘等高效加工工具和灌溉技术出现。新作物种类与灌溉技术，可能由中亚移民带来。对圆沙15例居民线粒体DNA的分析表明，被分析人群与现代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以及新疆察吾呼古代人群存在相对较近的遗传距离。外来的人群、作物与技术，为扜弥兴起注入生机活力，使其成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城邦。

扜弥作为中心聚落兴起，与克里雅河下游人类活动中心的南移同步。对于环境已然开始恶化的北部居民来说，绿洲城镇产生虹吸效应，推动和加速边缘地区人群向中心聚落集聚。因此，除圆沙古城和圆沙北古城，目前周边没有发现其他规模较大的同时期遗址。由于缺少较大聚落的存在，补给不便，克里雅河北部沿线更加不适合大规模人群通行，逐渐退化成为仅在非常规情况下利用的通路。同样，尼雅北方遗址废弃后，该区域人类活动也应该存在沿着尼雅河向南部转移的可能，尼雅遗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成为《汉书·西域传》中的“精绝国”。在尼雅北部93MN3号墓地的发掘和调查中，采集到单耳罐、带流罐、圜底钵等器物（表2∶4、9、14），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应即精绝遗存。其中单耳罐、带流罐均与圆沙古城及墓地（表2∶6、11）所出十分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南道在陶器面貌上表现出相当大的相似性。单耳罐、带流罐、折肩钵、浅腹钵等器形在南道多个遗址流行，圜底为主，且以手制、表面带黑色陶衣为特征。其中，车尔臣河流域且末地区扎滚鲁克墓地材料相对丰富，邵会秋据此提出“扎滚鲁克文化”概念，认为该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时期，晚段年代在战国—西汉时期。他认为该文化的带流罐主要出现在晚期，应是受察吾呼文化影响，并将圆沙古城及墓地归入该文化的晚段。本文认为，圆沙古城及墓地的材料仍不足以判断文化属性，不过从陶器特征上，圆沙出土的带流罐、折肩钵等确与扎滚鲁克同类器形（表2∶2、7、12）十分相似，带流罐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文化因素应正是从库车地区经克里雅河流域扩散到塔里木盆地南缘。

尽管这一时期环境相对青铜时期更为干旱、恶劣，克里雅河下游人类活动范围南移，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之间的文化交流较青铜时代有所逊色，却并未断绝。类似情况还有塔里木盆地南道诸多遗址普遍出现的草原文化因素，如圆沙遗址出土的卷曲狼食羊纹铜牌饰、有柄铜镜、鹿纹木碗及陶器表面的仿皮囊纹饰等，扎滚鲁克墓地出土大量动物纹木梳、木桶、木盒等木器。学者将其中部分因素与苏贝希文化及巴泽雷克等早期游牧文化相联系。塔里木盆地南道的草原文化因素，体现了欧亚游牧化进程及扩张的历史背景。公元前1千纪下半叶，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逐渐影响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般认为，“二十六国”即“三十六国”之讹。信中所说即匈奴击败原西域霸主月氏，把一些绿洲地区政权纳入势力范围的历史事件。虽然信中没有明确提到扜弥，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域地区自然普遍受游牧文化影响。而在游牧文化从北向南的扩张中，克里雅河沿线亦应是重要途径。圆沙遗址出土的草原文化特征器物，正是在该背景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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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圆沙遗址的出土器物看，该地除了与其东部的且末、北部的库车联系较多，与西部广远的文化地域也存在广泛联系。圆沙古城中还采集到来自犍陀罗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来自波斯的蜻蜓眼玻璃珠。发掘者认为圆沙古城的城门修筑技术可能受到中亚影响。整体来说，克里雅河沿线这一时期在塔里木盆地两个方向的文化联系上发挥作用：一方面，该区域仍是沟通南北道的重要联系通道；另一方面，相比青铜时代，已大大南移的克里雅河下游绿洲，亦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南道上东西方向文化联系的桥梁。如此，可以大致认为，早期铁器时代塔里木盆地的交通格局呈现“工”字形，即南北两缘以克里雅河为纽带连接，同时南北两缘又各自存在东西方向的交流。其中，塔里木北缘、天山南麓的考古材料更丰富，联系也更为明确。

需要强调的是，在青铜时代较少发展的南道，这一时期普遍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遗址，且相互之间并不孤立，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得以建立的基础和历史背景。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塔里木盆地此时已出现众多城邦，每个“国”占据一个绿洲，都有自己的“王治”，这是沙漠绿洲环境下独特的文明形态。从该一时期开始，塔里木南道东西方向上的交流程度、规模都超越南北方向。反映在物质文化面貌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南道各小绿洲的陶器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直颈或束颈、球腹的带流罐或单耳罐，圜底钵或折肩钵等不仅在圆沙古城、洛浦山普拉墓地（表2∶3、8、13）、且末扎滚鲁克墓地、民丰尼雅墓地等盆地南缘遗址可见，在犍陀罗地区也有发现（表2∶5、10），表明西域南道作为交通路线已延伸到中亚地区。

五、两汉时期西域交通“南北两道”格局形成

张骞出使西域时，扜弥因所在的克里雅下游绿洲规模较大，又傍依交通要道，在南道较有影响力，并与西汉王朝建立联系。然而，圆沙古城不见东汉以后遗物，根据悬泉遗址出土汉简材料，扜弥城作为扜弥国都沿用至西汉宣帝年间，之后由于某种原因被放弃，扜弥都城迁至东南41公里外的喀拉墩遗址。环境学研究认为，在晚更新世以来持续的干旱化趋势下，圆沙古城所在绿洲曾遭遇过短期气候变冷，直接导致扜弥不得不向东南方绿洲迁徙。从汉简看，迁徙很可能发生在宣帝时期。迁徙后仍沿用“拘弥”之名，喀拉墩古城名为“宁弥”。

喀拉墩古城规模不大，平面呈正方形，边长仅75米，其平面形制不同于塔里木盆地的圆形城制，而是采用中原式方城，是西域“凿空”后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汉匈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汉王朝是从南道开始经营西域的，因此南道诸遗址的中原文化因素远超北道。喀拉墩古城的规模远远小于扜弥，与史书记载扜弥在汉晋时期的历史境遇完全一致。《汉书·西域传》载，扜弥有3340户、24000口、胜兵3540人；而《后汉书·西域传》载，拘弥人口收缩，减至2173户、7251口、胜兵1760人。如果确如环境学者所言，克里雅河曾发生环境恶化，那么生活在绿洲地带的部分人口可能会迁徙到其他绿洲生活。结合考古材料和出土汉简资料看，环境事件可能在西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发生。

人口减少导致实力削弱，东汉前期莎车称霸，拘弥成为其属国，不仅称臣纳贡，而且王位废立亦完全掌握于莎车之手。后来，莎车衰落，于阗逐渐转盛，称霸南道。拘弥与于阗比邻而居，西汉时势均力敌，后来于阗益强，拘弥却衰落下去，不复西汉宣帝之前光景，到东汉灵帝熹平年间人口仅剩千余。《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皮山国皆并属于阗。”至迟到《魏略》的撰写时代即公元3世纪时，拘弥已被于阗兼并。

扜弥（拘弥）的命运直接反映克里雅河流域文化的命运，二者互为表里。环境恶化导致人口缩减，人口减少使人们不得不减少灌溉设施和环境维护的投入，农业无力为继，又会加剧人口规模缩小。因而，扜弥迁都以后，沿克里雅河流域的南北方向文化联系和互动持续减少，最终趋于断绝。与此同时，大约相当于战国晚期开始，塔里木盆地依靠内力自然发展的局面逐渐结束。由于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最初目的是对抗匈奴，从战略上将西域划分为“南北两道”格局，张骞出使与后续的经营策略均以南道为依托，掌控北道并与天山以北对峙。如果说在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塔里木盆地南北方向的交流程度与规模并不逊于东西方向，那么到两汉时期盆地内部的交流已基本转为东西方向。这是在环境影响下，人们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着意经营的结果。可以说，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造就了西域“南北两道”格局。魏晋以后丝绸之路贸易，也是在两汉时期奠定的“南北两道”格局下走向兴盛。

当然，“南北两道”格局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塔里木盆地南北方向的交流完全消失。研究者注意到，尼雅出土文书中多次提到龟兹人的信息，既有佉卢文文书，也有粟特文文书，表明尼雅和龟兹之间在公元3—4世纪仍有道路连通。不过，从文书所记之事看，在两地之间来往的均为逃亡者，且当时人们尽管知道这条道路，但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取道，说明两地之间并非通衢大道，道路情况极难通行，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环境比较符合。

结　　语

从青铜时代开始，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就借由克里雅河保持联系。青铜时代盆地各考古学文化不断发展，天山以北乃至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对盆地文化发展产生持续影响，到公元前2千纪末影响已到达塔里木盆地南缘。早期铁器时代，盆地南缘出现人类聚居点，通过克里雅河沿线，盆地南北缘能够以相对短的距离交通。战国到西汉时期，盆地南缘诸政权兴起，南道交通线路逐渐发展到一定规模，东西向成为主要的交流方向，《汉书·西域传》“南北两道”格局于西汉后期正式形成，并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西域历史进程。汉代时，克里雅沿线的南北交通衰落，不过并未完全绝迹，仍被作为非常规路线使用。

目前的材料表明，塔里木盆地从有人类活动起，到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盆地南北缘的东西向及克里雅河沿线的南北向交通格局，推动盆地内部考古学文化不断发展并相互交流，为丝绸之路的顺利开通打下基础。同时，盆地各考古学文化从史前时代便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因素，形成开放包容的传统，为丝绸之路延续发展奠定文化根基。值得注意的是，盆地内部的交流受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而丝绸之路开通后，盆地诸文化或政权沿线物资流通得到进一步开发，塔里木盆地成为沟通亚欧大陆东西经济、文化等的重要节点，在历史时期实现了稳定和持续发展。同时，经由丝绸之路，中原与西域沿线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作者陈晓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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